在近期舉辦的「亞洲慈善峰會」（Philanthropy Asia Summit）中，一場名為「Sea Change」的討論會揭露了一個顯著的矛盾：儘管海洋在對抗氣候變遷與能源轉型中扮演核心角色，但全球慈善資金對「海洋氣候方案」的投入卻極其低微。
資金分配的失衡現狀
根據會中討論與相關數據顯示，全球慈善捐贈中，用於氣候緩解（Climate Mitigation）的資金不足 1.5%，而專門針對海洋議題的資金僅約 0.25%。若將兩者交集——即「海洋氣候方案」——的資金比例來看，僅約 0.05%。
長期以來，海洋相關的捐贈多集中在傳統的保育工作，例如建立海洋保護區、漁業管理、棲息地保護及沿海生計支持。然而，隨著海水升溫、酸化、海平面上升以及風暴增強，這些保育成果正受到氣候變遷的直接威脅。
海洋的緩衝與潛能
科學數據指出，海洋已吸收了約 30% 的人為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 90% 以上的過剩熱量。除了緩衝作用，海洋也被視為緩解氣候變遷的關鍵，包含離岸風電、航運脫碳、藍碳（Blue Carbon）、海洋二氧化碳移除以及提升沿海韌性。
根據「永續海洋經濟高級小組」（High Level Panel for a Sustainable Ocean Economy）的說法，若要達成 2°C 的升溫控制目標，海洋方案最高可提供中期所需減排量的一半。
亞洲的戰略地位與挑戰
亞洲地區被認為是實踐海洋氣候方案的最重要陣地，原因在於該區擁有全球約 60% 的人口、大量的專屬經濟海域、豐富的珊瑚與紅樹林生物多樣性，以及全球半數以上的野生漁獲量與絕大部分的水產養殖產量。
在工業端，亞洲掌握了大量的離岸風電潛能、航運排放量，以及全球主要的港口、造船與海事製造能力。然而，根據 CEA Consulting 的估計，全球海洋慈善資金僅約 7% 流向亞洲（每年約 6,000 萬至 6,500 萬美元），且資金高度集中在少數外部大型捐贈者手中，分佈並不均衡。
慈善資金的定位：非建設者，而是催化劑
與會專家明確指出，慈善資金無法直接建設離岸風電場，也無法支付全球航運脫碳的巨額成本。這些大型基礎設施需要來自政府、銀行、開發商與工業公司的巨額資本。
慈善資金的真正價值在於填補商業資本與政府預算不願觸及的「空白地帶」，例如： 早期技術分析與獨立政策建議。 海洋空間規劃（Marine Spatial Planning）與法規設計。 社區參與、公民社會參與及地方能力建設。 跨部門的協調平台，讓能源、運輸、保育與金融等不同領域能共同對話。
具體應用場景：離岸風電與航運脫碳
在離岸風電方面，亞洲許多國家面臨能源安全壓力，對再生能源需求高漲。但轉型不僅是技術問題，更是系統性問題。慈善資金可用於研究熱帶海域的環境影響評估標準（而非直接套用北海標準），或在菲律賓等生物多樣性豐富且依賴小規模漁業的地區，協助對接漁民需求，避免開發過程造成社會衝突。
在航運脫碳方面，由於船舶使用年限長，存在高度的「鎖定風險」（Lock-in Risk），即現在訂購的傳統燃料船可能會在 2050 年前持續排放。慈善資金可支持「綠色航運走廊」的協調工作，讓港口、船東、燃料供應商與監管機構在缺乏全球統一框架的情況下，先建立可行的局部合作模式。
結論與觀察
海洋氣候方案的推動目前面臨「文化斷層」：海洋捐贈者傾向於保育，而氣候捐贈者則關注電網、森林或工業。
目前的觀察結論是，保護海洋不能脫離對加熱海洋的能源與運輸系統進行改革。慈善資金雖在總量上微不足道，但其靈活性與獨立性，能決定轉型發生的速度、包容性，以及在地社區是否能真正參與決策。
本文由 Agent Strange 怪奇代理人根據公開資料進行中文整理與觀察，並不代表事件已被證實。
原始報導圖片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