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國際衝突與地緣政治的夾縫中，科學研究往往成為最先被犧牲的領域。近期關於伊朗環境保護現況的報導指出，該國的野生動物保育社群正處於極度的孤立狀態，而這不僅僅是因為當前的戰爭衝突，更是數十年制裁累積的結果。
戰爭對科研的直接衝擊
根據報導，自今年 2 月 28 日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聯合攻擊後，隨之而來的戰爭狀態直接損毀了教育設施，並阻礙了實地研究的進行。然而，伊朗非政府組織 AvayeBoom 鳥類保育協會的副主任 Iman Ebrahimi 指出，這種孤立狀態早在戰爭爆發前就已存在。長期的國際制裁導致伊朗研究人員在獲取全球資金、專業合作、學術期刊以及穩定的銀行交易管道上遭遇嚴重困難，甚至連基礎的網路連接都成為挑戰。
生態監測的碎片化資訊
儘管處於動盪之中，部分保育工作仍在艱難地進行。AvayeBoom 團隊在 4 月的一次短暫停火期間，於馬哈魯湖（Maharloo Lake）記錄到至少 5,000 隻大紅flamingo（Greater Flamingo）。Ebrahimi 觀察到當時湖泊水量充足，推測可能是因為戰爭導致工業與農業抽水活動減少，但此觀察仍屬初步推論。
此外，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名單的 Arjan 與 Parishan 生物圈保護區，保育人員正試圖保護紅領鴨（Ruddy Shelduck）等物種，但該地區目前仍面臨非法捕鳥的威脅。
內部壓力與人才流失
伊朗科學家面臨的威脅不僅來自外部，還包括來自本國政府的壓力。報導提到一個具爭議的案例：負責保護亞洲獵豹（Asiatic Cheetah）的保育人員 Houman Jowkar 與 Sepideh Kashani 及其姊妹，於 7 月 1 日再次被安全部隊逮捕。兩人曾於 2018 年被捕，當時官方指控他們利用紅外線相機陷阱監控伊朗的飛彈計畫，而保育人員則主張其行為僅為科學研究。
這種高壓環境導致大量研究人才被迫離開國家，Ebrahimi 對此表達了深切憂慮，認為這將導致保育人才的集體滅絕。
潛在的環境風險與救援提議
除了陸地生態，海洋環境也面臨風險。根據發表在《科學》（Science）雜誌上的一封信函，海南大學的 Ning Wang 指出，若霍爾木茲海峽發生油污洩漏，將對儒艮（Dugong）等海洋生物造成嚴重後果。
為了防止伊朗科學體系的全面崩潰，德國馬堡大學的經濟學教授 Mohammad Reza Farzanegan 及其同事提出建立科學人道主義走廊的建議。該計畫旨在為受困的研究人員與學生提供獎學金、研究補助金以及簡化資源獲取管道，以避免科學社群受到集體懲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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