城市化與鳥類衝突：新加坡對「滋擾鳥類」的撲殺政策及其爭議
事件背景 在新加坡這個高度城市化的熱帶都市中，人類與野生動物的空間衝突日益劇烈。近期，新加坡政府針對被定義為「滋擾鳥類」（Nuisance Birds）的物種採取了更為激進的控制措施，其中最受關注的是恢復對家烏鴉（House Crows）的射擊撲殺行動。此舉旨在應對公眾對鳥類攻擊行為的投訴增加，以及保護本土生物多樣性。
原始來源主張 根據 Mongabay 的報導，新加坡政府認為某些鳥類構成公共衛生風險並與原生種競爭，因此採取撲殺措施。然而，生態學家與自然保護團體則主張，鳥類數量的激增是人為造成的結果——包括不良的廢物管理、非法餵食以及快速城市化導致的棲息地喪失。他們認為撲殺是反應式且低效的手段，長期而言可能適得其反。
時間、地點、人物與組織 時間： 主要事件發生於 2021 年至 2026 年之間（射擊行動於 2026 年 3 月恢復）。 地點： 新加坡全島，特別提及 Sungei Tengah Lodge（移工宿舍）、Little India 等區域。 關鍵人物/組織： * 新加坡國家公園局 (NParks)： 負責野生動物管理，由野生動物管理總監 How Choon Beng 代表。 * 新加坡國家發展部： 由部長 Chee Hong Tat 宣布恢復射擊計劃。 * 新加坡自然協會 (Nature Society Singapore)： 由助理總監 Alfred Liu 提供批評觀點。 * ACRES (動物救援與教育協會)： 負責救援被毒殺的鳥類。 * Urban Birds Institute： 由創辦人 Liyin Tan 主導，倡導與鳥類共存。 * 學術支持： 華盛頓大學野生動物科學教授 John Marzluff。
目前可確認的資訊
定義與管理對象 新加坡將家烏鴉 (Corvus splendens)、普通鴿 (Columba livia) 及爪哇八哥 (Acridotheres javanicus) 定義為「滋擾鳥類」。這些物種不受《野生動物法》保護，且被視為侵入種，理由是其噪音問題、對公共衛生的威脅，以及對原生鳥類的競爭或捕食。
烏鴉數量與投訴趨勢 投訴激增： 關於烏鴉的投訴在五年內增加了三倍，2025 年達到 15,000 件以上，數量已超過對長尾獼猴的投訴。 數量暴增： NParks 2024 年的調查顯示，烏鴉數量在過去十年中增加了約 20 倍，目前估計總數超過 16 萬隻。 行為特徵： 投訴高峰集中在築巢季節，成年烏鴉會攻擊靠近巢穴的行人或單車騎士。
撲殺手段與執行 射擊行動： 2020 年因誤擊住宅區而停止，2026 年 3 月恢復。截至 7 月，政府報告射殺了 500 隻烏鴉。 毒殺與處置： 在部分區域（如 Sungei Tengah Lodge）使用誘餌毒殺，隨後將鳥類收集並使用二氧化碳處死。 其他措施： 包括捕捉、修剪樹木、清除巢穴（2025 年清除數量近 9,000 個，遠高於 2021 年的 600 個）以及在住宅區試行安裝冷氣機平台防鳥網。
來源說法與二手轉述 政府立場： NParks 表示，射擊將與其他措施結合，實現烏鴉數量的「逐漸且持續減少」。政府強調，由於土地限制，將部分森林（如 Maju Forest 和 Gillman Barracks）改建為公共住宅是必要的。 生態學家觀點： Alfred Liu 指出，撲殺僅是「治療症狀而非原因」，是為了向公眾展示政府有在採取行動。 動物福利團體： ACRES 等組織對毒殺過程及其後的人道處死方式提出質疑，並記錄了救援被毒殺鳥類的情況。
可驗證的證據 學術研究： 2024 年的一項研究顯示，烏鴉具有高度智能與適應力，已學會辨識並避開陷阱。 全球趨勢： 一項涵蓋 400 多項研究的全球回顧發現，隨著城市擴張，大多數烏鴉物種的數量會增加，主因是充足的食物、巢址及缺乏天敵。 本地數據： 2003 年針對新加坡的研究亦支持城市化推動侵入鳥類分佈的結論。
爭議點與資訊缺口
「真空效應」 (Vacuum Effect) 部分生態學家提出，撲殺可能會導致鳥類數量反而增加。當部分個體被移除後，會留下空缺的領地與資源，吸引鄰近地區（如馬來西亞柔佛州）的鳥類遷入，且生存個體的繁殖成功率可能因競爭減少而提高。
城市化與棲息地的矛盾 爭議核心在於新加坡一方面推行「自然中的城市」（City in Nature）願景，另一方面卻持續砍伐次級森林以建設住宅。批評者認為，森林喪失迫使更多鳥類進入人類生活區，創造了更多有利於適應城市之鳥類的環境，導致「永無止境的撲殺」。
食物來源的影響 強制收盤計劃： 2021 年啟動的收盤計劃被認為與烏鴉數量增加相關，因為回收站通常位於小販中心邊緣，方便鳥類取食剩餘食物。 非法餵食： 餵鳥案件從 2021 年的 150 件增加到 2025 年的 380 件，其中半數為 65 歲以上長者。
可能的替代解釋 針對鳥類數量激增，除了城市化外，亦可考慮以下因素： 氣候變遷： 溫度升高可能影響鳥類的繁殖週期或遷徙模式。 天敵缺失： 城市環境中缺乏能有效控制烏鴉、鴿子數量的自然天敵。
Donma Lab 的保守分析 從目前提供之資料分析，新加坡面臨的是典型的「城市生態衝突」。政府採取的是管理導向（Management-oriented）的策略，將問題定義為「害鳥控制」與「公共衛生」，因此優先選擇直接且可量化的撲殺手段。
然而，從生物學角度看，只要食物充足（小販中心、非法餵食）與巢址增加（建築物結構、特定街道樹種）這兩個核心驅動力存在，單純的數量削減（Culling）難以達到長期控制效果。
目前的資訊顯示，新加坡在野生動物管理上存在一種「制度化傾向」，即將致死性移除（Lethal removal）視為解決問題動物的預設反應（如對鱷魚、野豬、長尾獼猴的處理）。這種做法雖然能短期緩解民眾投訴，但可能與其長期生態願景產生衝突，並在公眾認知中將野生動物「客體化」或「妖魔化」。
結論： 除非能從源頭（廢物管理、都市規劃、公眾教育）減少對城市適應鳥類的支持，否則撲殺行動可能陷入「撲殺 $\rightarrow$ 空缺 $\rightarrow$ 遷入 $\rightarrow$ 再撲殺」的循環。